,但得按规矩向国有银行上缴准备金。悉尼那边开‘交易所’,试着发‘工业债券’,钓民间的大钱来投重工大事!”
胡泉抬头望见殿柱上悬着的一支古旧骨笛,那是乔治湖大战的战利品:“民安,国方稳。征收矿产‘累进税’、工商税,这笔钱的四成,拿来起官家医馆和学塾!设‘工伤钱匣子’——厂子每雇一工人,每月须存其工钱一成半到我金瓯院账户。工人若因工致残,钱匣子保他后半生衣食!”
“工人得有‘抱团讲价权’,”政务院使司张子轩紧跟道,“许他们推代表去和东家谈工时,争个吃饭的底价!再设‘匠造创新赏’——哪个厂家先捣鼓出省力省人的机器,官家补你买机器钱的两成!”
胡泉话音落下,大殿一时静极。唯有殿角那座系统铸造的“自由钟”猛地自鸣起来,钟声里裹挟着铁水奔涌、枪栓碰撞、骨笛呜咽的混响,古老而又崭新。
三日后的卧龙岗,钢水如火。
胡泉策马来到国营钢铁大厂。巨兽般的转炉喷吐着赤龙般的钢水,映红了工匠们汗津津的脸膛。那位金发碧眼的番邦大匠(奥托·克虏伯),戴着护目镜,用生硬的官话吼着:“盯住火候!一千五百度!钢和铁,就隔这一条线!”
“督帅,”张子轩展开工业图,图上官厂的红与民坊的蓝互相勾嵌,犹如国徽上的龙鼠对称,“官办大炉已月出精钢千吨,足供兵工。民间的织锦坊、糖寮子也雨后春笋般冒头,布里斯班那家昨天献上了新式榨糖机,出糖陡增两成!”
胡泉驻足在技术研院的沙盘前。沙盘上精巧的“克虏伯炮钢”模型正徐徐运转,番邦匠人领着炎华学子们,围着图纸争论不休。
“这就是‘技利相生’!”胡泉对身旁的李文渊颔首,“哪家民坊有了好手艺献上来抵税捐,官厂民坊,就能像车子的双轮,鸟儿的两翼,一齐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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