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好,我今晚加班改”,等工头走后,他却蹲在地上叹气
——
返工没有额外工资,却要多熬
3
小时,母亲的理疗费还没凑够,儿子的高中课本还没买。他的行李箱里,藏着件没拆封的新衬衫,是妻子去年给他买的,标签上还贴着便签:“老公,过年回家穿,体面点”,可他舍不得穿,怕在工地弄脏,想留到儿子高考完带他去外滩时穿;工装内袋里,永远装着儿子的高考倒计时日历,每天撕一页,怕错过儿子高考的日子,日历上还写着儿子的目标:“考上海的大学,跟爸爸一起看外滩”。
扫工地小路时,我捡过他扔掉的馒头袋,上面用马克笔写着
“今日开销:馒头
2
个
3
元
+
咸菜
1
元
+
红花油
5
元
=
9
元”“给妈买理疗仪:2000
元(发工资就买)”“儿子课本:50
元(下周去书店买)”“房租
800
元(跟老张借)”。那天上午,我看见他在绑扎钢筋时,手指关节疼得握不住扳手,只能用热水泡了泡手,又继续干活,工头催他快点,他却说
“慢点开没事,钢筋得绑牢,不能出安全事故”——
他总说
“咱们干的是良心活,大楼住着人,一点都不能马虎”。这种
“对家人牵挂到极致,对自己苛刻到底”
的坚持,曾让我站在快餐店门口鼻尖发酸:原来有人把
“农民工”
当成战场,每一次扛水泥都是与生活的较量,每一次加班都是对责任的承担,那些沾着铁锈的工装背后,藏着比钢筋更沉重的
“生存担当”。
后颈的麻意袭来时,我正靠在快餐店玻璃门上打盹,梦里全是他绑扎钢筋的
“叮叮”
声与儿子的笑声。晨光透过工地的脚手架照进来,在他的旧笔记本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他写在上面的生活标注。
二、扳手旁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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