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绍王时期担任参知政事的前辈贾益谦,询问大安、至宁及贞祐初年的政事。其时,贾益谦已近杖朝之龄,得知元好问的来意后,肃然正色道:“我闻海陵王被弑,大定三十年间,百官能暴海陵之恶者可得仕进,史臣因此诬其淫毒骜狠,将一部海陵实录写成秽史,简直遗笑无穷。卫绍王为人勤俭,重惜名器,有中上之才。我所知此便是如此,若要我为美饰宣宗而加赖卫绍王之罪,我不敢惜此余年!”
元好问见他风骨铮然,十分钦佩,贾益谦也喜爱他谈吐文雅,才华高迈,二人交谈甚洽,惺惺相惜,互有诗歌酬答。
二十余日后,元好问告辞回京,临行前,贾益谦殷殷寄语,叮嘱年轻人修史之时务必求真,不可因一己之好恶或利害得失而篡改文字,歪曲史实。然而,回到汴京后,朝廷虽认可贾益谦的正直,却仍决定保留原先特意抹黑的卫绍王实录。
经此一事,元好问彻底心灰意冷,上书告归嵩山,并很快获得批准。而他的另一位好友杨奂,为急欲戒除弊政、革故鼎新的新皇帝慨然写就了指斥时弊辞旨痛切的万言策,却因忠言冒犯而为世道所不容,与元好问同时离京归隐,广收门人弟子,在终南山下建紫阳阁讲学。
秋日的嵩山空明幽静,元好问在此期间潜心研究杜甫诗文,并着手撰写《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他本欲一鼓作气完成这部巨著,却不料在正大三年新春过后接到了签军令。
野狐岭之败后金军兵源不足,皇帝每逢征伐边衅则下令签民家男子为军,若某家有数位青壮男丁则尽数拣取无遗,百姓不胜其苦。贞祐初年,被签军的百姓愤懑号叫于中书省,冲撞宰相卤簿;元光末年,潼关黄河沿线备战,除现居官者外,解职官员不分文武尽数归军,户部郎中刘元规年近六十,才免官回家就被充为千户,御史刘从益元光二年正月罢官,当月亦被签军。
元好问自幼苦读诗书,从不曾习练刀枪弓马,此时被强行签军,不啻于晴天霹雳,心下直叫得苦。家中老母妻儿亦知他此去难保平安,若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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