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刘荣从个人情感上,自然是相当不喜。
因为在刘荣看来,古华夏绝大多数苦难,几乎都源自于后来,在歪路上越走越远的儒学。
前世,刘荣曾听人说,秦汉风骨,都是被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学,给抽了个一干二净。
对这种说法,刘荣不置可否——谈不上有多赞同,却也没觉得完全不对,只能说是有待商榷。
但历史上的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无疑是让后世万千华夏之民唾骂,也算是遗臭万年了。
刘荣当然明白,祖宗的过错不该由后人背负,后人的过错也不该由祖宗负责。
好比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刘荣再怎么不讲道理,也不至于将其怪罪在孔夫子头上。
但刘荣却也认为,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以及后世的儒生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以至于闹出头皮太痒、水太凉的笑话,和儒学本身的特性,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
——儒学,天然就是为地主乡绅,或者说是地方豪强势力代言的政治学说。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执政哲学当中,随处可见乡绅地主的影子。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必然是乡绅地主做精神表率,以及实际意义上的代表、掌控者,带领底层民众扶持地方安定和运转。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刘荣:儒家理想中的‘乡绅’,恐怕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从历史长河当中,刘荣看不到所谓的‘良绅’,看不到能做表率、榜样的地主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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