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关中涝灾,李义府被困在巷中,眼看雨水漫过门槛,却见一队穿着“农桑司”制服的吏员踩着泥泞而过,他们手里拿着新式水车的图纸,正挨家挨户教百姓加固田埂。
有个年轻吏员认出他,竟躬身请教:“李郎君曾在晋王邸论过农桑,您看这‘龙骨水车改良法’,是不是能让排水快些?”
那一刻,李义府愣住了。
他看着吏员手中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精确的尺寸标注,全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实务学问”。
而更让他心惊的是,这些年轻吏员提起太子殿下时,眼中没有敬畏,只有要把事做好的专注。
这与他熟悉的权谋官场截然不同。
那晚,他翻出了被束之高阁的《新政要义》,那是李承乾夺权后刊发的小册子,他从前看都懒得看。可借着油灯,他第一次认真读起“汇通司商税改革”“实务科考绩标准”“农桑司农技推广”的条文,越读越心惊。
李承乾的新政,竟真的在“按能力用人”。
账算得清的去户部,懂农技的去农桑司,连西市的波斯商人,都能凭贸易额获得“荣誉市舶使”的头衔。
“不问出身,只重能力……”李义府喃喃自语,猛地将酒坛推到一边。
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凭明经科入仕,靠的正是“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硬功夫。
想起为李治草拟策论时,那些精准剖析朝堂利弊的锋芒。他失去的或许不是机会,而是适应新规则的能力。
从那天起,李义府变了。他不再去酒肆买醉,而是提着点心去劝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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