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您帮我们村查查恒远化工的事。”
“恒远化工?”她念出声,朱凯旭凑过来看,“上个月新闻里说他们拿了省级环保示范牌的那家?”
信里的字越写越急,墨点在“鱼塘死光了”那行洇开个小团。
周秀兰说,恒远化工去年在村东头建了新厂区,说是生产饲料添加剂,可打那以后,村里的井水开始发苦,村南头王阿婆的鱼塘连续三个月死鱼,最惨的是上个月,刘二柱家小孙女喝了井水起全身红疹,县医院查了说是重金属超标。
“我们找过镇环保所,他们说厂子有正规手续。
可上回下暴雨,我亲眼看见厂区后墙渗黑水,顺着排水沟往河沟淌。”
最后一句被重重画了道线:“求您来村里看看,我们实在没辙了。”
胡云曦把信翻到背面,空白处用铅笔歪歪扭扭补了行字:“别说是我写的,我家小子在厂里打工,要是被知道...唉。”
“要打电话给明远吗?”朱凯旭伸手替她把垂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我记得他大学同学在市环保局,或许能查到恒远的排污许可证。”
胡云曦没说话,指尖反复摩挲信封边缘。她想起上周在社区普法,有个老太太攥着皱巴巴的诊断书问:“律师,我们庄稼人是不是只能吃哑巴亏?”
当时她拍着胸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真遇上具体的事...
“我先去工作室。”她把信折好收进帆布包,包带是朱凯旭去年用旧运动服改的,边角还留着拆线的针脚,“明远十点到,我得先理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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