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那根界桩写。”
“张家媳妇觉得界桩歪了半尺,李家老汉蹲在边上抽了袋烟,末了从怀里摸出块红薯,一人一半分着吃。”
“不写‘分地多重要’,就写那红薯皮谁先扔的、谁悄悄把自己那半掰了块大的给对方。这些碎末子堆起来,比喊多少句‘改革好’都扎实。”
他抬眼扫过众人,声音带着笃定。
“另一头会往宽里走。就像有人进了城,看见工厂门口贴的招工启事,会写谁揣着娘连夜纳的新布鞋、谁兜里藏着攒了半年的粮票、谁在人群里数着手指头等消息。”
“字里可能不提‘政策变了’,但那布鞋上的针脚、粮票上的折痕,全是实打实的变化。”
“至于写法,怕是也要变着花样来。”
许成军笑了笑,“现在写事儿,多是‘鸡叫了—下地了—收工了’这么顺顺当当的。往后可能会倒着写,先写收工时裤脚的泥,再倒回早上出门时娘往兜里塞的炒黄豆。”
“也可能几个人的事儿掺着写,东家的犁碰了西家的筐,顺带扯出三年前借过的半袋麦种。看着乱,实则把人心底的弯弯绕绕全抖搂出来了。”
他转向苏中,语气里带着点后生晚辈的恳切:“但苏老师说的‘筋骨’丢不了。这根扎得深,任啥风都刮不倒。”
苏中捏着烟斗的手指松了松,却没再说话,显然有了几分认可。
钱念孙突然合上笔记本:“我补充一句。小许说的‘个体叙事’,得警惕变成‘精致的利己’。”
“19世纪俄国文学写个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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