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小资產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於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內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色小將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学生中有好多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作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公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这帮学生的选择也產生了直接影响。
1967年下半年,四九城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66、67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滯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公方急切地希望这帮带头学生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
在四九城召开的座谈会上,改造落后的东西,並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將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住长征的考验,成为无產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將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色小將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10名代表学生启程离开四九城。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这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歷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歷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著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早在1967年底1968年春,一些较早成立“运动委员会”的省市已开始组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67年12月12日,鲁省青市举行欢送大会,欢送“文革”以来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年1月4日,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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